在全球传播史上，犍陀罗文明对中国佛教有怎样的作用？

我们经常说，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此后，佛教逐渐被中国化，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叙事真的是正确的吗？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孙英刚认为，这种简单的线性叙事是不准确的，佛教传入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再造。佛教一进入中国，就已经成为了东亚文化的一部分。其中，犍陀罗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犍陀罗为何在佛教的传播史中如此重要？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吗？

7月24日，在单向空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办的《佛传与图像：释迦牟尼神话》新书发布会上，此书的作者、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赵艳、《犍陀罗文明史》的两位作者孙英刚和何平，与大家聊了聊犍陀罗艺术与佛教的历史。

《佛传与图像：释迦牟尼神话》，赵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版

犍陀罗艺术为什么重要？

孙英刚认为，无论是从学术内在发展的逻辑来看，还是从学术之外来理解中国文明，犍陀罗艺术都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在对犍陀罗艺术的研究过程中，孙英刚发现，犍陀罗和中国文明的关系非常密切。以前，学术界对中国文明的研究都局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在孙英刚看来，这摒除了太多理解中国文明的角度。

犍陀罗文明的很多文化元素、符号、理念，最终都在东亚扎根发芽，成为重要的人类遗产。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国文明一直都是开放的文明。中国之所以能够延绵几千年，就因为中国文明是开放的，能够不断地把外来文化元素转换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的传入，就是鲜活的例子。从公元二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它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死观、语言、信仰和日常生活。佛教传入后的中国文明和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文明差别非常大。在语言上，因果、世界等许多概念都是佛教传来的，包括现在的人在网上聊天打的“呵呵”，也是佛教带来的。因为“呵”是一个动词，是呵斥谴责的意思，但在佛教里，“呵”变成了一个拟声词，指发出声音的笑声。

此外，佛教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世界的一件大事。佛教在东亚世界的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也是除儒学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核心议题。其中，很多的理念都要回到犍陀罗去。在公元前后的几百年间，犍陀罗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它包括现在巴基斯坦的西北部、阿富汗地区，更广义的犍陀罗地区包括几个中亚国家的南部地区。

犍陀罗艺术

犍陀罗文明地区，处在伊朗文明影响下，受西亚文明的影响，也受南边印度文明的影响，还受东边中国文明的影响。在黄金之丘的宝藏里，就可以看到各种文明的元素，其中也包括中国的马车。而且，那段时间正好又处于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曾经在这里建立过一系列的小王国，包括早期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

因为这些契机，佛教来到那块区域之后，受各种文明的影响，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佛像的出现。佛像在犍陀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原始佛教是没有佛像的，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没有给圣人、伟人塑像的传统，甚至早期的佛典里讲，佛陀太过于伟大，所以人类没有办法把它的形象表达出来，早期佛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

历史上第一批佛像希腊化风格非常重，有所谓的三十二像，受希腊影响还有伊朗的影响。比如，佛中间的“白毫”就是受伊朗文明的影响。西亚的王者君主是有这样的表达，用王者的形象来描述圣人。

犍陀罗艺术与希腊文明有什么联系？

赵艳认为，犍陀罗和希腊文明有很大的关系。希腊因为其三面环海的战略位置，孕育了它和其他古老文明的差别。希腊文明最为主要的一个特征是开放性或者包容性。这种精神体现在希腊的神话中。希腊神话体系非常分明、清晰化，比如《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神谱》当中，希腊的神话就体现出非常体系化的特征。从希腊神话中，可以非常准确地理解到希腊精神。赵艳认为，希腊精神简单概括就是它的原欲性，它肯定人最基本的一些欲望；其次，它有一种理性的表达。

酒神狄俄尼索斯和太阳神阿波罗，分别代表了两种精神，这两种精神时而泾渭分明，时而交织。希腊精神的核心，就是既有原欲性，又有理性的束缚。这种希腊神话，成为了希腊艺术最重要的源头。

希腊的很多雕塑，包括早期迈锡尼文明当中的壁画就有一些描绘希腊神话的场景，所以它具有很浓厚的叙事元素。这些对犍陀罗佛像艺术的诞生，起到了非常直接的影响。公元一世纪左右，开始出现了佛像，释迦牟尼的形象就是希腊王子的那种太阳神的造型，它的发型和衣服褶皱完全是希腊化的。此外，佛传中释伽牟尼的诞生、初创法门、降魔成道、涅槃，都是用非常清晰的线性的叙事方式来表达的。所以，希腊文化对犍陀罗艺术的影响非常深远。

《犍陀罗文明史》，孙英刚、何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月版

孙英刚举了一个例子，他提到，有些希腊的神还被佛教改造进入佛教。执金刚神或者叫执金刚菩萨，手里拿着一个金刚杵。有时候，它一手拿着金刚杵，一手拿着拂尘。有人说，它作为佛陀护持的形象出现，是佛陀的“警卫员”。金刚杵，指保卫的功能；拂尘，指服务的功能。当然，佛陀不需要它保护，佛陀的法力比他大很多。

但在犍陀罗的佛传浮雕里，有大量的执金刚神的形象。它最初的形象，就是希腊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头上戴着狮皮帽，手里拿着大木棒，这都是希腊文化的传统元素。赫拉克勒斯这个身份形象，在前佛教时代已经出现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钱币上。稍后出现的佛传故事，就把这位希腊神收编了，变成了佛教的保护神。这个形象，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进。

当然，后来它的形象又经过了变形，但它戴着狮皮帽、手持武器的形象还保存着。前些年，考古发掘的北齐武将徐显秀的墓，他戴的戒指上画的就是赫拉克勒斯。所以，在那个时代，中国和各种文明的交往是很多的。

赵艳补充道，在犍陀罗艺术里，我们会有一些想象不到的场景。比如，底下是释迦牟尼的立像，但上面却是男女的声色场面。这种冲突性非常大。这就跟希腊精神中的两极相关：原欲性、理性，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却又和谐统一。

孙英刚认为，佛教和早期的希腊哲学，确实有一些能够融洽的地方。佛教在犍陀罗地区是经过改造的，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佛像佛经的出现，还有从强调自我成就开始强调拯救众生。拯救众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的僧侣冒着严酷的自然环境，到全世界去传教，要拯救众生。而宗教的传播，必然带来了艺术形式和新的文化元素的融合。

有时，文明的融合不是匀速的，它需要一个契机，佛教就很典型。佛教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已经在印度兴起，但是一直到公元二世纪才传入中国。中间五六百年的时间，都只是一个地方性的信仰，后来才真正变成世界性的大宗教。在这过程中，犍陀罗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从佛教的诞生开始，商人和手工业者就是它的天然的支持者。他们对佛教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因为佛教讲因果报应，这种思想和商人的债务思想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佛教一开始就宣传众生平等，它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在印度是反常的。中国是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商人是最低的，所以佛教繁荣的地区一般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一直到近现代，江浙财团和商人与佛教还是关系很密切。

赵艳认为，佛教受希腊文化影响之外，佛教在中国也被“中国化”。中国文明的起源是非常内敛式的，是一种黄河流域农耕型的文明。这种文化基础，决定了它在接受佛教的过程中，可能会去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元素。释迦牟尼诞生之后要沐浴，给他喷雨的都是蛇形的娜迦。娜迦在印度就是蛇王，在黄金之丘时期，出现了很多龙的元素。这个龙，是中国最早在汉代就出现的造型。

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吗？

孙英刚认为，大家可能不熟悉犍陀罗，但大家可能知道云南妙香山。佛教在云南影响很大。云南号称佛国，妙香山这个词由Gandhara翻译而来。犍陀罗就等同于妙香山的音译。犍陀罗基本内涵可能就是香山的意思，有香味的芳香之地。对这个地方记载最多的，就是中国人，包括《法显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在他们的描写里，犍陀罗是当时世界佛教的中心。

犍陀罗石盘

另外，从二世纪、三世纪开始，中国大量翻译佛经，绝大多数的佛经都来自这个地方。公元157年，支娄迦谶开始在今天的洛阳翻译佛经。我们以前往往认为，佛教最重要的语言是梵文，我们拿梵文版本来校正汉文的错误，但后来我们发现这是错误的。孙英刚说，“比如，一个汉文的佛经是公元二世纪翻译的，我们能得到的梵文本最早不超过十世纪，我们拿一个晚一千年的经本来校正汉文，这个不是错误的吗？这说明什么问题？”

最近，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出土了一批像《法句经》这样的佛教原典。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佛教经典，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纪。其实，通过经本之间的对照，我们就能发现，早期的译经根本不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最早的佛经语言也不是梵文，我们称之为佉卢文或犍陀罗语。

这些佛经由大家口耳相传几百年后，有人想把它写下来，是用犍陀罗语先写的，甚至有的会翻译成梵语。但是，几乎在同时，这些佛经就被带到了中国。实际上，中国早期汉文译经是现在世界上最早、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孙英刚认为，佛教如何进入中国的叙事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种直线的、简单的传承，而是一种文化的再造。佛像、经本、思想意涵和概念，是在印度找不到的，这是中国的。佛教进来之后，这些东西就已经化为东亚的一部分。

基督教起源于今天的以色列地区，然后传入欧洲，但是欧洲人从来都不会用我们这种方式，认为基督教是外来宗教。他们从来没有把这视为叙事的主线，但我们一直在讲佛教是外来宗教，到中国之后不断地适应中国的情况，变成了一个汉化的佛教。事实并非如此，佛教最初就已经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

犍陀罗佛像

赵艳赞同孙英刚的说法。在古典时期，佛教是一种多元文明真正融合后的产物。在它的传播过程中，于阗、龟兹是当时佛教的两个中心。龟兹和于阗的一些石窟，有些都保留了犍陀罗风格。一切有悟，从佛教哲学上来说，可能是保留希腊哲学最完整的派别，它比较注重智慧义理。所以，佛教也和许多文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记者丨徐悦东

编辑丨吴鑫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