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是怎么回事？

“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被誉为“宇宙魔方”。这两幅图中蕴含着的奥秘，吸引了无数后人为之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虽然各有说辞，但是依然没有一个十分确定的让所有人都信服的结果。那么“河图”“洛书”是怎么一回事，其中又包含了怎样的奥妙呢？

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这就是后来《周易》来源。又相传大禹时，洛阳境内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岛岛，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

《周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１５，十分奇妙。对此，中外学者作了长期的探索研究，认为这是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里程碑。

现在很多人认为“河图”、“洛书”是《易》经的起源。西汉孔安国说：“‘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西汉古文经学家刘歆亦云：“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九畴是也。‘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

然而事实上，“龙马”、“神龟”从黄河、洛水中驮出来的“神物”只是传说而已，“河图”、“洛书”在历史上有详细的记载，它们其实是周成王七年三月乙卯日周公决定营建洛邑的地图及占卜卜辞。

洛邑地处“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左传》记载“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周武王这时候就已有定都洛邑的想法，后周成王继位，也将营建洛邑作为一件大事，与周公、召公进行策划实施。

《尚书·周书·洛诰》中是这样记载的：“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河图”是周成王营建洛邑之时，由周公旦实地察看后绘制的洛邑城址及其周围的河水、洛水、伊水、黎水、涧水位置图，故命之曰“河图”。它是洛阳市最早的市区地理图；而周公旦为选定城址卜筮的卜辞，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洛书”。此后不久，就将这“图”、“书”刻之于美玉之上，称之“河图”，是为周室之宝，康王即位时曾被作为国宝陈列。

那为什么《周易·系辞》中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句话呢？在今本《周易·系辞》这样记载，“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其实是鼓吹神道占卜之辞，按照行文用语所观，其中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与前面文字不是一人所写，明显是后人在前文的基础上增添之句。

到了宋朝，世人围绕“河图洛书真伪、八卦是否据河洛而画”等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

《周易·系辞》提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先秦两汉至唐代文献基本持此观点。然河洛图式早已失传，至少唐末已不可见。宋初陈抟以河图、洛书及先天图、太极图传世，于是引起肯定派与疑古派的论争。

这两派均坚信“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画卦”。所不同的是，疑古派则视“河图洛书”为怪妄，并大肆攻击。其先驱为北宋欧阳修，其《易童子问》否定伏羲授河图画八卦，认为“河图”不在《易》之前。清朝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书辨惑》亦认为“河图洛书”之说，实由道家而来，与《易》经无关。

与此同时，肯定派则极力崇尚河图洛书，不仅反驳疑古派言论，而且在河图洛书研究、破释方面取得不少成果。王安石、苏轼等人均不赞成欧阳修的观点。到了清代，解析河图洛书的着作甚多，李光地《周易折中》、胡煦《周易函书》、江永《河洛精蕴》均为上乘之作。

民国至解放后，两派斗争依然持续不断。近代疑古派则以顾颉刚为代表，在其《三皇考河图洛书的倒坠》中彻底否定河图洛书。一九七七年春，在安徽阜阳县双古堆发掘的西汉汝阴侯墓出土文物中，发现“太乙九宫占盘”，其图式与洛书完全相符，说明宋人图书，绝非臆造。

到现在一般认为“洛书”至迟于西汉初年已经存在，然对“河图”的来源及“河图洛书”与《周易》谁先谁后等问题仍有争议。